【陈云研究】论延安时期陈云的党内民主思想

时间: 2019-10-26 02:26 来源: 上海唯实研究所 作者: 秦位强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这期间,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对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党内民主等重大问题做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为我们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陈云在这一时期的党内民主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在延安时期,陈云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民主是现代政党的特征,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建党原则。带领人民争取民主胜利是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的历史重任,在党内实行民主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特征。为了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夺取革命的胜利,党需要有铁的纪律。但是,这不等于说党内不需要民主,不能有民主,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成为最讲民主的政党。在党内,讲纪律也讲自由,讲集中也讲民主,是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贯主张。他指出:“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早在1939年,陈云就在《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讲话提纲中对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作用作了全面的概括。他说,实行党内民主,有四个方面的好处:发动下层的积极性、自动性;将发展不健全的病态清除之;使党的意见更加一致;反映下层意见而帮助领导。第一,实行党内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陈云在总结用人之道时说:如何用人才算是用得好呢?那就是要“实现六个字,即要使人‘敢说话、敢做事’。能够实现这六个字,他的全部力量、积极性都能拿出来了。这就是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扬党内民主,才能使党员“敢说话”,表达出对有关问题的真实看法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缺乏这个条件,党员就不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只能被动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第二,实行党内民主,有利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解决党内自身矛盾和问题的思想武器,只有发扬党内民主,才能用好这一武器,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实行党内民主,能够使党的意见更加一致。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在充分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就能够消除分歧,取得认识上的一致。第四,实行党内民主,有利于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反映上来,对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工作起到帮助作用。充分听取广大党员的意见,是集中全党力量和智慧、正确作出领导决策的重要前提。
在党内民主的基本内涵方面,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一样,都强调让人讲话,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但和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论述相比,陈云的论述特色非常鲜明。他的论述通常不是单个的、分散的观点,而是有着比较集中和具体的内容,具有内在逻辑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比如,陈云对“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作出两点解释: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再如,陈云提出“使别人敢讲话”的三条方法,并作出如下具体分析。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能团结人。在我们党内,有的领导者喜欢装出很凶很严肃的样子,这样并不好,必须引起注意。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第二,少戴大帽子。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党员的这种主体地位是通过党员的民主权利来实现的。实行党内民主,就必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让党员讲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属于党员的民主权利的范畴。但是,仅仅把党内民主归结为让人讲话是远远不够的。在延安时期,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党章还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陈云对实行党内民主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比较系统提出了党员的权利问题。他在1940年10月撰写的《关于党员问题》讲话提纲中,把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之下,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刊物上)参加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之自由的和切实的讨论;(2)在自己所属党组织的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党的工作人员;(3)选举和被选举到党的机关;(4)凡对于党员的错误及处罚作决议时,有权要求亲自出席,有权要求通知决议的内容;(5)向党的任何一级机关直到中央为止,提出任何问题和声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实行是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党员应该享有哪些民主权利,怎样实现这些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陈云对党员民主权利问题的思考无疑对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实行党内民主,要正确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既要讲党内民主,又要讲党内集中和统一。否则,在党内片面强调民主而忽视必要的集中,必然陷入党内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和闹独立的局面。在革命斗争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强调集中尤其重要。能否正确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和革命的成败和命运。在延安时期,陈云深刻地认识到了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对民主与集中的辨证关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四个“服从”的纪律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一)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关系
民主是重要的,但民主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的东西,民主与集中都是党实现统一意志和完成任务不可缺少的方法,这是陈云在谈论党内民主问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他指出:“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在党内,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是有机统一的,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陈云认为,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必须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主与集中是不可分离的。过分强调民主,不仅破坏集中,也破坏民主;过分强调集中,不仅破坏民主,也破坏集中。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同时也是集中过程必须遵循的原则。多数人的主张少数人之所以一定要服从,原因在于它是经过集中而产生的结果,同时又是体现了民主原则的东西。第二,什么时间和地点应该民主,什么时间和地点应该集中,还得依具体情形与需要而定。民主与集中是不可分离的,这是个总的要求。但在有的情形下民主更多一些,在另外的情形下则集中更多一些,甚至有时只能实行集中。陈云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情形来说明对民主和集中的要求不同。如公开的环境与秘密的环境不同;政治与军事不同;地方党组织与军队党组织不同;平静时候与战争和紧急时候不同;决议以前与决议以后不同;会议以内和会议以外不同,党内与党外不同,等等。
(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
陈云认为,民主集中制应当体现在党的实际工作之中。在各项实际工作中,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这就是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比如在组织工作中,要注意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民主;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服从大多数的意见,这就是集中。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上,上级党组织向下级做报告,下级对上级实行监督,上级党组织由下级选举产生,这就是民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和中央作出的决议,这就是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地方党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在地方性质的问题上可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性,这就是民主;但这些自主的决定和行动不得超越中央确定的总体原则,不得与中央确定的总体原则相矛盾,这就是集中。
(三)用党的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毛泽东和我们党运用民主集中制理论制定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四条重要纪律。陈云对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和如何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等问题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说,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维护党的纪律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有组织和统一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陈云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第二,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才叫做真正遵守党的纪律。党规定四个“服从”的目的就在于用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观察一个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否迅速确切地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议,是考验一个党员对党是否忠诚的重要依据。不允许在执行党的决议时讨价还价,也不允许拖延、敷衍,更不允许故意歪曲。陈云强调说:“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
第三,强调纪律并不是要妨碍党员和下级党组织应有的权利。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陈云指出,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党员、党组织有权上诉,直至中央。”
三、实行党内民主,领导是关键
实行党内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领导方式问题。就是说,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先有领导集体这个小范围的民主,才可能有整个党组织的民主。在一个家长制、个人专断盛行的地方,要做到让党员讲话,要保障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实行党内民主,还与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领导干部掌握权力以后,就逐渐滋长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延安时期,陈云反复强调要警惕官僚主义的产生,要倡导民主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陈云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实行党内民主,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发扬民主作风,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坚持集体领导,正确处理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贯彻和运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坚持集体领导,正确处理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不好,就会犯家长制、一言堂的错误。陈云明确提出要“反对家长式的对待干部”的错误倾向和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他指出:“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重大事项,应按组织原则,根据考察材料,并考虑干部部门的意见,经党委会讨论通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在这里,陈云说明了集体领导的基本步骤:一是要充分听取意见。这些意见包括群众的意见,也包括专家的意见。这是实行领导决策活动的前提。二是在领导集体内部进行充分讨论。领导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和比较,允许争论。家长制往往缺少这一个阶段,没有讨论过程,主要领导自己直接作出决定。三是公开表决,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这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核心内容。一人只有一票的权力,即使是正职,他的意见如果属于少数人之列,也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和决定。对于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作为集体领导的成员,无论在表决过程中是否同意了决定,在实践中都要带头执行,党组织内部的党员或者相关当事人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陈云严肃地指出:“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
陈云指出:“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首先要求领导干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平等是民主的基础,也是民主的体现。平等的态度就是民主的态度,就是民主作风的体现。在陈云的三条“使别人敢讲话”的方法中,首要的就是“领导者的态度要好”。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就是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真正同志式的态度”、使人感到亲近的态度对待别人,特别是对待自己的下级。只有这样,下级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领导者一天到晚板着面孔,下级就只能敬而远之了。领导和下级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就不能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领导的态度还体现在帮助下级纠正错误方面。陈云强调,即使下级犯了错误,也不要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相反,应该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这样才是真心帮助人家改正错误。
(三)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的表现,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陈云指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一般说来,看别人的毛病比较容易,看自己的毛病比较难。领导者本来有责任,但不批评自己,光批评别人,这种批评便没有效力,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勇于承担责任,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领导者自己在工作中出了问题应当勇敢地承担责任。领导者真心实意地进行自我批评,能够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增强群众对他的信任感,还能提高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威信。相反,领导者越是怕进行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就越容易丧失威信。正如陈云所说:“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制作:晓雅
编辑:李理
责编:钟频
编辑:唯实研究

相关阅读